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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讀後感

58創業加盟網  編輯:雷風

  太史公去勢

  李零

  兩千年前,中國有個“骨頭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敢於為一位同自己素無來往、遭人誣陷為“漢奸”的李將軍打抱不平,結果被漢武帝處以宮刑。宮刑是“五刑”之一。五刑者,墨、劓、宮、腓、大辟。其中除大辟是死刑,余為肉刑。漢文帝廢肉刑為中國勞改制確立的標誌,在世界刑罰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但這樣的變革太劇烈,一下子很難徹底,不但反覆很多,而且留下尾巴。特別是統治者對宮刑似情有獨鍾,依依難捨,文帝剛廢,景帝即復。所以到武帝時也就輪上司馬遷倒霉。

  古代刑罰本以對等報復為原則,如所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也。但司馬遷之獲罪是“禍從口出”,漢武帝煩他說話,本可摘其喉而割其舌(或者為防止他寫字,連手也剁去),何必出此“下策”?那原因不在別的,就在於它最能體現肉刑之精義:糟蹋犯人,殺雞給猴看。

  宮刑者,男曰去勢,女曰幽閉。前者即俗話所說“割球騸蛋”。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籠之中,搖尾乞憐,比喻自己被刑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因有“勇怯,勢也”(語出《孫子·勢》)的慨嘆。司馬遷“去勢”之後,痛不欲生,“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可見“去勢”於男子是何等殺人威風。它常常讓我想起一件事,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化。

  “知識分子”是一個極寬泛也極狹窄,極高尚也極下流的詞彙。

  西方人所說的“知識分子”是“社會良心”。按照他們的定義,不僅我們這裡戴有“生產力”高帽的科技人員不算,大學畢業當了國家幹部的公職人員不算,就連大學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們對社會的關懷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國,有人說,現在的“知識分子”只剩下了新聞記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褲襠里”)。這是“窄”知識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是大小“認得幾個狗字”的讀書人,不但西方人認為不算的我們都算,而且推其本義還專門是指那些已經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漢學家只能用scholar(學者)和official(官員)兩個詞的合成詞來表示這一複雜概念);可入於儒林先賢傳,也可收於吳敬梓筆下的失意舉子、落魄文人。這是“寬”知識分子(這樣的“大腳”當然很難塞進西方的“小鞋”)。

  從前知識分子的境遇比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說,亂離之世尚有“四菜一湯”的傳說也不必講,光是“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概就很可以讓我們緬懷。這是“香”知識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現在”呢?不但工農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職而傲視知識分子,而且就連從維熙筆下的勞改犯都居然敢把今為大作家而昔為階下囚的老從叫“吃屎分子”(另一種說法是“知識分子臭大糞”)。這是“臭”知識分子。

  對知識分子的傳統撫今追昔,早就有人寫出專書,如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中國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貴族”或至少是“沒落貴族”(八旗子弟舊王孫一類)。但他們即使“累累若喪家之犬”,東遊西竄,有如日本的“浪人”,畢竟還有點貴族本事和貴族脾氣。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曾把 “儒”、“俠”視為寄生蟲或二流子。大概因為二者同具“游”或“流”的色彩,並且一樣可以是活躍的反體制因素(或社會變革的催化劑),所以陶希聖曾把知識分子比之於流氓(國民黨是知識分子與流氓相結合的產物)。秦始皇混一海內,澤及牛馬,也曾悉召天下藝能之士,讓他們獻書獻葯興太平。結果雙方鬧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書坑儒”,儒生萬般無奈也投了農民軍。這只是一段小插曲。後來兩千多年,知識分子的“毛”都是附着在帝國政府的“皮”上,始終扮演着“文吏”或“文吏”後補隊員的角色,在“官-紳-士”三位一體的良性循環中運轉自如。雖然遭逢亂世,他們照樣可以恢復其“游”與“流”的本色,重新與流氓、土匪為伍,或加上不得檯面的流氓。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可以輔弼明君聖主為王者師。這是除蘇格拉底的“哲學王”,“撐死了也不過如此”的理想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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